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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期刊

《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美）马克·i·利希巴赫、（美）阿兰·s·朱克曼的《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褚建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政治学将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论是建构本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还是对比他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开展比较政治学的相关研究都是及其必要和重要的。这本书详尽介绍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历史与内容，可以给有志于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基础。

比较政治的研究传统和理论介绍。比较政治……有特殊的权利声称亚里士多德为其先祖，因为他将政治学置于社会科学之首,而且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类似于当前政治研究中仍然流行的方法。

自此之后，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霍布斯和斯密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先驱。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盖塔诺·莫斯卡和罗伯托·米歇尔斯——确立了该领域的研究规划、分析方式以及相互对照的理论视野。当代政治科学的几个种子理论家——哈里·埃克斯坦、戴维·阿普特、罗伯特·达尔、西摩·利普塞特、卡尔·多伊奇、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等——发扬了这个传统,重建和复兴了比较政治领域。一个共享的、宏大的知识视野激励着比较学者。可见，比较政治学有着极为久远研究渊源，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

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作者提醒：比较学者要想理解当代的关键事件、必须确保理论能如实地反映政治世界，而不是进行形式的抽象或描述乌托邦。也就是说，比较政治学必须研究要在当前政治日程表中来考察迫切的现实问题。作者认为，这些现实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冲突、国家构建、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以及民主化等-─是当代研究的中心,这意味着回应当代问题的需要引导着这个领域。

比较政治学研究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比较政治主张一种宽广的研究范围。没有什么政治现象是外在于它的，没有什么分析层次是不相关的，也没有哪个时段会超过它的研究所及。

其次，比较学者主张一种宽广的知识眼界,因为他们带着一般性问题来探讨这些实际的关注。

最后,比较学者主张一种宏大的知识视野，因为他们的概括基于社会思想的大问题背景:谁统治?利益如何被代表？谁得谁失？权威如何被挑战?为什么一些国家是“发达的”？这些问题产生了大量的关于社会秩序、国家、公民社会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化成果。比较学者从事着激发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的研究。

比较政治学存有竞争性传统，比较政治目前由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所主导。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传统在当代比较政治研究中设定了日程表，正如他们在美国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和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做的那样。因此，比较政治的理论发展要求我们理解和评估这三种研究流派。如果缺乏对这些方法的关注，关于当代比较政治的理论状况的研究就不可能成功。

比较政治中的研究传统。就比较政治学研究理性选择模型:既非新古典经济学,亦非公共选择，演绎式模型和经验性研究之间的碰撞已经带来了更好的理性选择模型和解释、并且有望产生更好的理论。

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文化和身份。文化特征与比较政治有关。首先，文化是人们用来管理纷繁的日常世界的意义系统；其次，文化是影响人们如何排位,以及如何处理周围事务的社会和政治身份的基础。文化是一个架构，它用来组织世界，定位自我与他人，让行动具有意义并诠释他人动机、为利益分析提供基础，将集体身份与政治行动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文化不能定义的宽泛到所有行为、信念和制度。

文化对在比较政治学中的作用：文化构造了政治发生的背景；文化联结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份；文化界定了群体和组织行动内部及相互之间的边界；文化为诠释他人的行动和动机提供了一个框架；文化为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提供了资源。

政治的文化分析中的五大视角（有人也许称之为方法):文化和个性研究；公民文化传统；文化和政治过程（源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政治仪式；文化和政治暴力。作为一个政治生活的领域,文化常常被忽视、在以各种有用的方式对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和政治机构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文化分析可以起到使之丰富的作用，常常对来自利益和制度方法的洞见进行补充。

比较政治中的结构与格局。1968年美国《比较政治》创刊之后，比较政治学正式开始成为政治科学的组成部分，也开始尝试超越国别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等研究模式。

作者认为，当欧洲的宏观分析迅速冲向结构，而牺牲能动性，冲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而牺牲关联和格局描述时,美国研究站在了这种分析的精细化一边,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比较宏观分析的最丰富的营养来源。这种格局式美国政治研究,打着新制度主义的烙印,但对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意义转向的关系不持教条主义态度,会作出超过十年前《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的编辑们意料之外的贡献。

比较政治的理论发展。主要包括选举行为与比较政治，社会运动和革命，利益、制度和观念在工业化国家，国家研究（如米格代尔）（国家主权是难以捉摸的。尽管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旨在将欧洲主权国家的构成法典化和制度化,但自那以后,国家继续面对来自两条路线的挑战。来自国家自称的边界之外的力量以及来自边界之内的力量都挑战着国家行使垄断性权威的努力。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有限国家。这就产生了有限国家说），社会理论，重定解释标准（新的理论结合出现了。理性主义者、文化主义者和结构主者将理性作为意义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来进行考察。来自三个i派的学者考察了个体决策、社会背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马克·i·利希巴赫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一个研究社会选择的理论家和研究欧洲政治的比较学者。阿兰·s·朱克曼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和比萨大学做过富布莱特政治学访问教授,以及在埃塞克斯大学做过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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